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、各个门类都在回顾和反思自身在20世纪的漫长历程，学术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。理性的反思历史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，汲取教训，探索出路，无疑是非常必要的。事实上已有不少文章对20世纪各门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作了翔实平妥的阐述，指明新世纪里学术开拓的新方向。但是，就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，较普遍地存在着脱离20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，仅仅依据当下的思想潮流去评判过去学术活动、学术成果的现象，我称之为当前的“百年回眸”现象。这种现象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，是不可取的。
近十年来，学界的一个主要思潮是崇扬学术自由精神，强调学者独立不倚的人格。这种思潮的高涨，与当前国内国际宽松的社会环境、经济文化多元化的走势是相适应的，有其合理之处。相信沐浴在这股思潮中，不久会迎来学术的全面繁盛。但是，当我们在回顾20世纪学术的历史进程时，若过分受到这股思潮的限制，甚至以当前的这种学术主题为标准去评判历史，那就难免偏狭和武断。以这种态度回顾反思学术史，其实并不能显示反思者的“高洁”和“独立”，相反，倒是暴露了他们的短视和虚弱，历史研究就永远避免不了“儿子骂老子，孙子骂儿子”的怪圈，“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。”我们可以糟蹋前辈，后辈同样也可以糟蹋我们。
人文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理据，到底仅存在于学科自身内部，还是有其外部的社会根源？这是我们回顾学术史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。自然科学尽管也脱离不了社会，但它有其自足的内在规则和发展方式。而人文学科则不同，它研究的是社会现象、社会规律，其本身就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一个时代都会向当时的人文学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人文学科的研究课题是时代社会所提出的，至少是当时的社会所允许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内在学理属性和外部社会需求的合力，构成了人文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理据。
20世纪的中国，摆脱传统的束缚，走向现代：摆脱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，走向独立，探索新途。救亡图存，独立发展，是中国20世纪的主旋律。一切的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展开的。“救亡图存，独立发展”的主旋律，就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据。因此，我们在回顾百年来的人文研究时，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、历史环境，把具体的历史抽象化为“假想的历史”，如拿屈原研究来说，20世纪初，王国维讴赞屈原的“廉贞”人格；新文化运动中，胡适则从破坏儒家人格偶像的立场出发否定屈原的真实存在；到了抗战期间，为了鼓舞民族士气，郭沫若积极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。抽象地评判王国维、胡适、郭沫若三人屈原论的是非高下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学术史的任务首先不是这种评判，而是揭示每一个学术命题的内在理据。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开放着的，向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、不同的人开放，学术史的写作，就是追溯人文学科在过去时代的“开放史”，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学，是面向20世纪开放着的，在“五四”科学民主精神的感召下，古代文学在诉说着民族传统中世俗品格、个性精神的展露，因此通俗文艺、性灵文学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；五、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，古代文学在诉说她的人民性、战斗性，白居易、杜甫、《水游传》、《红楼梦》走向前台。时代不同，学术主题也就不同，但每一学术主题，自然都有它的存在理据，包括学理自身的和社会需求的依据，寻找这种理据是学术史的任务。只有结合学理自身的发展积淀和社会的历史需求来考察学术史，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。
因此我们不能用学术自由、独立的原则去衡量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。在上半叶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，鲁迅、郭沫若学术的社会意义，远远大于王国维、陈寅恪，当然王、陈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学术地位。但是近年来的学术史研究，似乎眼睛只盯着王国维、陈寅恪一派，鲁迅、郭沫若一派几乎淡出了研究者视野之外。假如说这是对以前畸轻畸重的纠偏，倒还可以理解，但是学术史的研究，也跟着取此立场，便是大可商榷的了。
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对建国后三十年人文学术的回顾和反思上。一般的文章对这三十年是不齿的，有的一笔带过，甚至把这三十年作为学术研究的反面典型。这种态度和立场，还停留在80年代初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层面上。只能算是学术批评而非学术史研究。学术批评与学术史研究是两码事。学术需要批评，批评过去，才能开拓未来。但是，学术史研究首先不是一种批评，而是把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，把历史还给历史，去阐释历史“存在的合理性”。把一种学术思潮在历史上“存在的合理性”揭示出来，也就是指出它在环境变化了的今天的“不合理性”。如果仅仅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历史的“不合理性”，也就掩盖了它曾经具有的合理性，这不是委屈前人了吗？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“历史的近视”，眼界不能与当前的学术思潮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那么可以说，我们还不具备“回眸”百年学术史的“学术品格”。
近日看到一篇谈论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文章，讴赞非主流的异调论者学术人格的辉煌，慨叹中国没出个巴赫金，批判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学学者学术人格的“退化”、“病变”，“即以代表了本世纪中国文论最高成就的宗白华、朱光潜、钱钟书、李泽厚等人的著述来看，也是不尽人意的”。这倒让我想起来50年代有人写文章批判封建社会文人为什么不去参加农民起义、不反抗朝廷、不反抗皇帝。两者殊途同归。这种人看起来很激进，其实还是很虚弱，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历史，也只能苟且地迎合时尚。所以，读者们别指望他去“重建学术人格”，成为21世纪中国的巴赫金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、各个门类都在回顾和反思自身在20世纪的漫长历程，学术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。理性的反思历史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，汲取教训，探索出路，无疑是非常必要的。事实上已有不少文章对20世纪各门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作了翔实平妥的阐述，指明新世纪里学术开拓的新方向。但是，就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，较普遍地存在着脱离20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，仅仅依据当下的思想潮流去评判过去学术活动、学术成果的现象，我称之为当前的“百年回眸”现象。这种现象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，是不可取的。
近十年来，学界的一个主要思潮是崇扬学术自由精神，强调学者独立不倚的人格。这种思潮的高涨，与当前国内国际宽松的社会环境、经济文化多元化的走势是相适应的，有其合理之处。相信沐浴在这股思潮中，不久会迎来学术的全面繁盛。但是，当我们在回顾20世纪学术的历史进程时，若过分受到这股思潮的限制，甚至以当前的这种学术主题为标准去评判历史，那就难免偏狭和武断。以这种态度回顾反思学术史，其实并不能显示反思者的“高洁”和“独立”，相反，倒是暴露了他们的短视和虚弱，历史研究就永远避免不了“儿子骂老子，孙子骂儿子”的怪圈，“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。”我们可以糟蹋前辈，后辈同样也可以糟蹋我们。
人文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理据，到底仅存在于学科自身内部，还是有其外部的社会根源？这是我们回顾学术史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。自然科学尽管也脱离不了社会，但它有其自足的内在规则和发展方式。而人文学科则不同，它研究的是社会现象、社会规律，其本身就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一个时代都会向当时的人文学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人文学科的研究课题是时代社会所提出的，至少是当时的社会所允许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内在学理属性和外部社会需求的合力，构成了人文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理据。
20世纪的中国，摆脱传统的束缚，走向现代：摆脱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，走向独立，探索新途。救亡图存，独立发展，是中国20世纪的主旋律。一切的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展开的。“救亡图存，独立发展”的主旋律，就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据。因此，我们在回顾百年来的人文研究时，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、历史环境，把具体的历史抽象化为“假想的历史”，如拿屈原研究来说，20世纪初，王国维讴赞屈原的“廉贞”人格；新文化运动中，胡适则从破坏儒家人格偶像的立场出发否定屈原的真实存在；到了抗战期间，为了鼓舞民族士气，郭沫若积极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。抽象地评判王国维、胡适、郭沫若三人屈原论的是非高下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学术史的任务首先不是这种评判，而是揭示每一个学术命题的内在理据。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开放着的，向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、不同的人开放，学术史的写作，就是追溯人文学科在过去时代的“开放史”，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学，是面向20世纪开放着的，在“五四”科学民主精神的感召下，古代文学在诉说着民族传统中世俗品格、个性精神的展露，因此通俗文艺、性灵文学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；五、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，古代文学在诉说她的人民性、战斗性，白居易、杜甫、《水游传》、《红楼梦》走向前台。时代不同，学术主题也就不同，但每一学术主题，自然都有它的存在理据，包括学理自身的和社会需求的依据，寻找这种理据是学术史的任务。只有结合学理自身的发展积淀和社会的历史需求来考察学术史，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。
因此我们不能用学术自由、独立的原则去衡量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。在上半叶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，鲁迅、郭沫若学术的社会意义，远远大于王国维、陈寅恪，当然王、陈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学术地位。但是近年来的学术史研究，似乎眼睛只盯着王国维、陈寅恪一派，鲁迅、郭沫若一派几乎淡出了研究者视野之外。假如说这是对以前畸轻畸重的纠偏，倒还可以理解，但是学术史的研究，也跟着取此立场，便是大可商榷的了。
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对建国后三十年人文学术的回顾和反思上。一般的文章对这三十年是不齿的，有的一笔带过，甚至把这三十年作为学术研究的反面典型。这种态度和立场，还停留在80年代初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层面上。只能算是学术批评而非学术史研究。学术批评与学术史研究是两码事。学术需要批评，批评过去，才能开拓未来。但是，学术史研究首先不是一种批评，而是把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，把历史还给历史，去阐释历史“存在的合理性”。把一种学术思潮在历史上“存在的合理性”揭示出来，也就是指出它在环境变化了的今天的“不合理性”。如果仅仅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历史的“不合理性”，也就掩盖了它曾经具有的合理性，这不是委屈前人了吗？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“历史的近视”，眼界不能与当前的学术思潮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那么可以说，我们还不具备“回眸”百年学术史的“学术品格”。
近日看到一篇谈论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文章，讴赞非主流的异调论者学术人格的辉煌，慨叹中国没出个巴赫金，批判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学学者学术人格的“退化”、“病变”，“即以代表了本世纪中国文论最高成就的宗白华、朱光潜、钱钟书、李泽厚等人的著述来看，也是不尽人意的”。这倒让我想起来50年代有人写文章批判封建社会文人为什么不去参加农民起义、不反抗朝廷、不反抗皇帝。两者殊途同归。这种人看起来很激进，其实还是很虚弱，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历史，也只能苟且地迎合时尚。所以，读者们别指望他去“重建学术人格”，成为21世纪中国的巴赫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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